融媒体时代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能力重塑

作者：张红军

【内容提要】融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原本存在于专业机构的新闻传播实践得以下沉至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中，这对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也镜像出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在理念和机制层面存在的困境。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能力重塑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有三条路径：着力培养专家型人才，提升跨领域传播能力；强化媒介化思维，提升跨媒体叙事能力；重视需求转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关键词】融媒体传播；新闻传播教育；职业能力重塑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融媒介技术，正加速消解当今时代不同媒介类型间的原生壁垒，在对传统信息思维产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在重塑着媒介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进而对传媒从业者职业能力和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提出了挑战。2018年10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2.0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目标要求中明确强调要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①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融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问题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在大众传播鼎盛时期，新闻传播教育曾形成相对成熟的能力培养体系，也有效推动了大众传媒格局下的新闻传播活动。而当下是媒体格局深度重构的时代，深化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革新，重塑契合社会需求的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能力，成为新时代所有新闻传播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担当。

一、场域下沉与复合需求：传媒职业能力重塑的现实之维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快速迭代的媒介技术在加速信息流动的同时，也给予了大众异乎寻常的“速度与激情”体验。与大众媒体占据宰制地位的传播结构不同，社会化媒体场域中，新闻传播领域的准入门槛一再降低，信息的生产与传递变得无时不在、无远弗届，众多机构能够携带着自身特有的价值逻辑，轻松进入到新闻传播生态网络中，争夺以往由传统媒体所占据的新闻传播体系核心位置，侵蚀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生态中的强势话语权。而在这场日渐激烈的力量博弈中，除少数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外，诸多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正处于关注度下降、营收滑坡和人才流失的振荡期内。传媒场域的准入门槛降低和多元力量介入的确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冲击，但对于整个新闻传播行业来说，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媒介无处不在、“媒介即生活”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部门、单位、企业甚至公民，都在尝试实现自己主导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实践。面对急遽变化的行业形势，新闻传播教育者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以往由大众媒体机构把控的新闻传播场域，在今天已经下沉至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中，成为塑造公民主体性和构建社会公共性的重要力量。正如有学者教授所言，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中，媒体行业总体上呈现出“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②而在未来，传媒生态或许也将如学者所展望的，指向“边界的消失和版图的重构”，^③新闻传播日渐突破专业机构的壁垒而渗透到公众的公共生活中去。

与新闻传播场域下沉相伴生的，是传播活动两种并行的转向——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内容的驳杂化。就传播主体而言，新闻传播领域的生产实践日趋公共化，专业新闻机构不再垄断新闻舆论的整体走向，政务平台、政府自媒体、企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及个人自媒体都因能即时发布信息而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力量。这些“非专业”的传媒实践者，不仅扩大了新闻传播参与者的总量，同时也成为推动新闻传播行业整体重构的变革性力量。概言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正在使新闻传播行业生态的重构成为可能。就传播内容而言，不同传播主体往往依据自身的不同定位和诉求，向社会传递内容迥异的信息，使得传播内容从整体上呈现出驳杂化特征。政府信息平台可以提供契合公众切身利益的服务性和实用性信息，企业信息平台可向潜在市场发布消费性信息，个人自媒体更是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及时传播出去，其生产方式既包括亲身经历的带有个体风格的原创信息，也包括对新闻事件带有个人情绪的点赞、转发或评论。

传媒行业格局的转变必然导致从业者职业能力的需求转向，尤其是在传播主体日渐多元、信息内容日趋驳杂、传播渠道愈发多样的语境下，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诸如采写编评技能，拍摄剪辑技能已不能满足新格局下新闻传播的整体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在此基础上熟练把握网络传播规律、熟知受众新型阅读习惯和诉求的复合型生产和传播技能。当下，在传播实践中越来越需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按照学者的定义，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是指“具有人文情怀与跨学科理论与知识，掌握全媒体理念与技能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④这里的复合型人才并非是指全能型人才，并非要求传媒从业者掌握新闻传播行业所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指在掌握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技能的同时，兼具新媒体思维、跨媒体合作能力、团队组织与协作能力、信息资源聚合能力，既能在传播网络中作为重要节点进行专业传播，又能网罗周围节点进行跨媒体、跨领域的公共传播。为此，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做好迎接新一轮挑战的准备，并在新的行业格局和社会需求中找寻传媒从业者职业能力重塑的新方向和新动力。

二、滞后与脱节：传媒职业能力重塑的教育困境

如前所述，传统媒体的宰制性影响力在媒介技术的冲击下逐渐被削弱，越来越多的网络新媒体，如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今日头条、趣头条等信息汇集平台，微博、微信、抖音等内容自媒体平台，开始以自己特有的媒介逻辑参与到传播生态的重构中，并显现出日趋强大的力量。新的传播生态必然催生对传媒从业者职业能力的新需求，这种需求侧的转变也将直接倒逼新闻传播教育的供给侧变革。然而，面对这种迫切的变革需求，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做好准备了吗，是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至少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答案并不乐观。

（一）专业理念滞后

一个学科的专业理念关乎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目标，关乎向社会输出何种人才的方向性问题。在大众传播时代，尽管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差别，但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总体上都对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理念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并形成了一种旨在“揭示真相”的行业规范。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新闻学将自身定位为一种应用型学科，强调所教授的知识与技能须能够在专业领域实践中有所应用。其主要指导思想是面向学生进行以揭示真相为主的采写编评技能训练，带有明显的媒介机构需求导向。这种专业理念与当时的语境具有较强的契合度，以此为价值旨向，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新闻传播人才。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日渐壮大的今天，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被削弱，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媒介已经从报纸、广播、电视等转变为依靠信息识别和算法推送来实现信息资源聚集的平台媒介，新闻传播活动已经超越专业传媒场域而遍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在这种新的媒介生态下，大众传播时代建构起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越来越滞后于传媒实践的迅猛发展，专业理念重塑迫在眉睫。

专业理念滞后的一个明显的表征在于，“区块式” 结构依然是新闻传播教育和实践的主流。所谓“区块式”结构，是指按照媒介形态的不同来划分不同专业，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它们像一个个区块，构成了大众媒体时代的传媒架构。而在融媒体时代要建构起链条式的传播结构，要将不同形态的媒介视作链接在一起的整体，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经验为导向，破除形态和专业壁垒，建构整体性的新闻传播理念。正如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张小国所说，“检验一个新闻单位是否真正在进行媒体融合有一个简便易行的标准，就是看新闻单位的领导班子分工中是否还有一位专管新媒体，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是不是两拨人。”继续以传统的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系乃至新媒体系划分来进行专业设置，即便在微观层面有所创新，也会因为结构性壁垒而很难取得大的突破。近年来，兴起于欧美国家的旨在通过为社会公共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 “建设性新闻”，可以为当下专业理念的重塑提供启示。按照建设性新闻的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在追求真理、报道真实的同时，应进一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整体进步，以此来彰显新闻传播事业的公共性和使命感。

（二）培养机制脱节

融媒体时代传媒从业者职业能力重塑的教育困境，不仅限于专业理念滞后的宏观观念层面，也潜藏在培养机制脱节这种微观技术层面。基于业界视角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融媒体时代，“洞察与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新闻媒体业务动手能力”和“数据方法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亟需补足的核心技能，而与此相对应的“业务实践”“交叉前沿理论”和“方法数据”等模块是教学内容中的重中之重。^⑤ “本科层次的应用型、融合型人才”是网络和新媒体市场最需实践日渐复杂、能力要求逐步多元的今天，这种基于大众媒体的专业设置以及相应的配套课程是否还合乎今天的传媒逻辑并保有灵活性，是否能够有效对接新的能力需求，是一个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能够针对应用型、融合型的人才需求和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以及数据方法能力的专业能力需求而有效革新课程体系的院校也并不多见，因人设课、重理论轻技能、师资短缺等现象还较为普遍。另外，除固有的专业课程外，有能力开设大数据、社交媒体等课程以及聘请业界导师来予以实践指导，从而提升学生综合性专业能力的院校还是少数。“大多数高校的新闻院系仍苦于专业细分化与融合化的矛盾难以自拔”。^⑦与前沿传媒实践对新职业能力的需求相比，现行新闻传播教育的能力培养机制处在脱节的边缘。

就目前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机制若要在新的现实需求面前摆脱边缘危机状态，至少要在市场导向、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上做好转型。市场导向，是指要根据传媒市场对传媒行业的人才需求来制定有契合度的专业教育方式，培养意识与能力兼具的专业人才，使其在融入现行传媒体系的同时促进传媒行业的整体前行；问题导向，是指应鼓励以新闻传播大类来制定培养方案，尝试打通专业间的壁垒，重视以问题为导向的融合式教学；实践导向，是指教学内容应力求对标实践前沿，并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聘请业界导师指导学生开展项目式教学，与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在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等，都应是有益的尝试。

三、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专业能力重塑的三条路径

面对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理念与机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应主动变革，以重塑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为目标，寻求满足新时代需要的全新路径。

（一）着力培养专家型人才，提升跨领域传播能力

《意见》在总体思路中明确指出，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教书育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⑧何谓专家型人才？有学者界定，所谓专家型人才，是指除了具备全媒型新闻传播理念、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具备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社会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新闻人才。^⑨在传媒新格局中，职业新闻传播者对公共信息传播活动进行有效引导愈显关键。

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要求专家型人才具备与行业发展相匹配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并且，与以往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所践行的理念不同，传媒教育不仅要主动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统计学等多种知识，还要能够对这些学科和行业领域进行反向输出，即以新闻传播学科的观念、思路和逻辑来支持、引导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传播实践，使其更符合信息传播规律，实现最优化的跨领域传播效果。专家型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于确立一种新教学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方式，这种体系要求打破旧有的教学格局，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以开放的姿态推动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加快从“+融媒体”到“融媒体+”的根本性转变。近年来，南京大学实施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了有效支撑。“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打破了院系壁垒，将课程、专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权赋予学生。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学生进校后不分学院、不分专业先进行“大类培养”，由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系、新闻传播学院和海外教育学院等学院提供人文大类通识课程。从二年级开始进入“专业培养”阶段，学生和学院进行双向互选，之后再按照学院所提供的课程，自主组合课程菜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这种更加趋向基础性和广博性、更加注重学科间渗透与交叉的课程设置，使得新闻传播的后备人才具备更为宽广和综合的知识架构，为专家型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实施“4+5+1模式”，即学生在完成4年本科学习和5年新闻工作后，可进行为期1年的新闻硕士课程学习，其方向包括“政治”“艺术与文化”“科学、健康和环境”以及“商业与经济”。^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自2011年起就与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开设了“新闻学-法学”和“新闻学-国际政治”两个实验班，在跨领域传播人才培养方面已初见成效。当然，如何培养专家型人才，使其在跨领域传播中更具引导力，仍然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媒介化思维，提升跨媒体叙事能力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媒介化理论认为，媒介的价值并不局限在以遵循因果律的、线性的、反射性的方式作用于文化与社会，而是与个性化、商品化以及全球化一样，以“元过程”^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理论指向一种二元性的过程，即“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⑫需要明确的是，媒介化理论中所涉及的“媒介” 是一种复数化的概念，不同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有不同偏向，而整体的媒介化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媒介组合后的综合特质。这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下传媒从业者要想在新的媒体环境中重建社会影响力、重塑职业能力，需要加强媒介化思维能力——充分认识不同媒介在现代社会所能产生的制度性作用并能够加以利用，并以此为基础，在内容生产层面提升跨媒体叙事能力。 “跨媒体叙事”最早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是指“横跨多个媒体平台展开故事，其中每一种媒体都对我们理解故事世界有独特贡献。”最理想的跨媒体叙事形式应该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以电影作为开头，进而通过电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展开进一步详述；故事世界可以通过游戏来探索，或者作为一个娱乐公园景点来体验。”新闻产品本身也是带有叙事性的内容产品，跨媒体叙事能力应当成为传媒从业者的重要职业能力。在新闻传播教育中，首先需要进行课程设置改革，除了传统的采写编评课程之外，还应开设符合融媒体实践需求的技能型课程。

跨媒体叙事能力不简单等同于使用多种媒体技能进行内容生产的能力，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跨媒体协作意识、多媒体协作生产能力、与受众的沟通合作能力等等。职业新闻传播者需要掌握每种媒介的特性与逻辑，将各有所长的专业从业者组织起来进行团队合作生产，能够将受众视作新闻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将使用自媒体传播的受众引导吸纳进跨媒体叙事活动中来，消解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隔阂。

（三）重视需求转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在大众传媒时代，生产和传播及时、客观、真实的新闻内容始终是大众传媒机构所奉行的行业使命，而附着在新闻内容之上的公共服务功能，则常常被视作内容的附加价值而少有重视。“长期以来，媒体把为受众提供优质的内容产品作为首要目标，受众服务工作居于次要地位。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媒体服务始终亦步亦趋地追赶着受众的需求，呈现‘滞后性’的特征……服务被作为内容产品的‘附加价值’而居于次要地位，被反复强调和精心设计的是内容产品而不是服务，对于新闻价值的高度重视往往淹没了强调服务的声音。”^⑮重内容而轻服务，是新闻传播行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今天，互联网的快速勃兴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以往的传播格局。当新闻线索的发现、新闻信息的传播不再专属于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当新闻的内容生产甚至可以依靠机器来独立完成时，新闻生产应当由精英性和商业性回归到人民性和公共性，进而发挥出凝聚社会共识、倡导理性和对话的公共服务作用。

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需要在两个层面下功夫。其一，培养树立新闻传播公共服务的意识。无论在任何时代，对公共利益的坚守都是新闻传播行业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尤其在融媒体带来变革的新信息时代，重建新闻传播行业的影响力和行动者的职业认同，更应以回归公共服务功能为起始点，坚守公共传播的专业伦理，树立服务人民、服务公共利益的意识和责任感。其二，有针对性地提升从业者的公共服务能力。具体包括两种：一是对受众潜在需求的调研能力。大众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集合概念，即使是同一群体内部，不同受众的需求亦是不同的，传媒从业者需提升市场调查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对话沟通能力等专业能力，对受众的潜在需求进行充分发掘，提供有针对性的新闻传播服务。二是信息资源整合的能力。要善于透过分散复杂的“碎片化”信息，看清其中的关联，了解其内在的价值，汇聚信息并建立不同层面的信息相关性，进而掌握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本质性认识，为公众提供整合性的信息服务。

总体来看，融媒体技术的持续革新使得新闻传播场域向公共信息场域不断下沉，而场域的下沉又镜像出新闻传播教育在塑造与时代相契合的专业能力时所存在的困境，这种困境既包括宏观的理念危机，也包括实操层面的机制脱节。当然，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挑战与困境，新闻传播教育者们还是要保持相对从容的心态，将新闻传播专业能力的培养从以往强调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独立性，移转至对多领域、多主体、多诉求的融合和超越上。重视跨领域传播能力的提升，促进新闻传播行为的多领域存在；重视跨媒体叙事能力的提升，加快多传播主体的融合；重视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深化新闻传播对多元诉求的满足。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①⑧《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http:// 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10/t20181017_351893.html? 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0。

②张志安：《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第1期。

④黄瑚：《媒介融合趋势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

⑤李晓静、朱清华：《智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业界的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8期。

⑥余红、李婷：《我国网络与新媒体人才需求调研与专业培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⑦张昆：《一流大学传媒教育定位的困惑与思考》，《新闻记者》 2016年第2期。

⑨黄瑚：《创新新闻教育理念 培养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光明日报》2016 年4月8日。

⑩邓建国：《新信息环境下我国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探讨》，《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⑪Krotz, F. （2014）.“Mediatization as a Mover in Moderni⁃ ty: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hange” in Lund by, K.(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21, p.137．

⑫[丹麦]施蒂格·夏瓦著，刘君等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⑬⑭[美]亨利·詹金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3页、第157页。

⑮史安斌、刘滢：《全民传播时代如何提升媒体的服务能力》《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9期。

来源：《当代传播》

编辑：唐婷婷

审核：苍淑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