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12月13日，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从“一日”到“一年”；从“一馆”到“一城”；
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国家记忆，世界记忆。
十年，我们守护着“不能忘却的记忆”，从记忆到共识，从共识到行动。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十年！为了和平的未来》。
时间无涯，唯以不死的记忆和不灭的希望，“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刘民生
刘民生有个二层楼的小房子，带个小院儿，门和墙都刷成白色，十多年前他自己盖的。他用几把坏掉的凳子放在院子门口，在形式上完成了栅栏的作用。院外是块空地，铺了草皮，上面星星点点地掉了些黄叶子，附近的狗子会来这里晒太阳。他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泡沫盒的蔬菜：葱，青菜……肥美地绿成一片。
刘民生用一扇推拉门圈出了一个小阳台，摆上了层次错落的桌子，高的桌子上放上各种开花植物：红色的月季，紫色的大丽菊和乒乓菊，黄色和粉色的秋海棠，结了苞的长寿花……低的桌子上摆上仙人球、芦荟、万重山各种绿色的植物。
阳光太好了。2023年12月的南京，气温直冲20度，阳光会直直地透过小阳台射进刘民生的客厅，房间里亮堂又暖和。客厅里智能音箱和房间里的65寸大电视都会随时为他播报体育新闻——那是他的爱好之一。他喜欢足球和篮球，随口报出来的名字“梅西”“C罗”“马拉多纳”“詹姆斯”“杜兰特”“库里”......都是他喜欢的球星。
玻璃桌板下压了张纸条，写着1-10英文发音的汉语注释，“汪”“兔”......“A”“耐”“疼”，他也会读，他说那是他外孙教他的，方便他听新闻报道。
附近的人都认识刘民生。“那个80多岁的老电工吧？”“人蛮好的哎！”再住得近点的，知道他是“幸存者”。
1937年，刘民生才4岁（虚岁）。日军进城后，闯进难民区，把他们赶到广场上，青壮年站在一边，老人和妇女站在另一边。1937年的12月，南京特别冷，他年纪小，哭闹不止，被一个日本兵冲过来刺了一刀，刺刀刺伤了他的腿，至今仍有疤痕。站在旁边队伍的爷爷慌忙把他抱了过来，后来，父亲被带走，被日本人杀害。
此后，刘民生开始了漂泊的一生。他被爷爷送到了孤儿院，直到10岁生日那天才被接回来。回来以后，他跟着堂叔去芜湖跑货运，后来，铁路被日本人炸坏，堂叔就送他去芜湖的一个老板家里当学徒。当学徒，主要也就是做一些扫地、带孩子的杂活。当了3年的学徒，到了解放前夕，他回到南京，去淳化的一个镇子上学理发。
1958年，他去了炼焦厂工作，随后随着工作调动，去了勘探队、化肥厂，最后来到了青龙山林场。在这里，他养猪养牛种地，当食堂管理员，后来成为了高级维修电工。
从食堂管理员到维修电工，中间的桥梁是刘民生自己搭的：他自学的无线电技术。他很勤奋，看了很多书，这些书至今还保留在家里的书橱里。60年代，他就已经会装5灯、6灯的电子音箱，后来，他还会装8灯的。
“就是现在会这个的人也不多的，”他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并且指了指放在客厅的一对音箱：“这个也是我自己装的。”54岁那年，他还去参加了林场组织的高级技工培训班，别人问他为什么快退休了还来上课，他说自己还是想考。
刘民生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都喜欢。90岁了，他还会网购，会用好几个网购软件买花、买蔬菜、买衬衫。取快递的地方有点远，他腰不好，走路超过500米就会疼，他就骑电瓶车去。
是的，他还有一辆红色的小电瓶车。有时候，他也会骑10多分钟的车去看他的妹妹，端午中秋这样的节日，他就会去和妹妹一起过，过年他就去城里和儿子一家过。
他喜欢一个人，清静。他说，从小他就是一个人过过来的。不管是孤儿院，还是去跑货、当学徒。他的微信上有很多老朋友，但他很少跟他们聊天。他现在最亲密的伙伴是智能音箱，它了解他的喜好：体育新闻，和他喜欢的歌手们：邓丽君，龙飘飘，李谷一和毛阿敏。
他喊道：“小度小度，播放我收藏的歌曲！”，智能音箱就会回复他：“好啊，来重温这些你最爱的歌曲”，然后播放了《烛光里的妈妈》，他坐在凳子上听，慢慢跟着哼。
他想起了关于妈妈的小事。妈妈帮别人洗衣服。妈妈去牙刷厂拿回牙刷柄和毛穿牙刷。妈妈给他蚊帐钩作为结婚礼物。妈妈养家不容易。
我问他，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家庭，原来是很幸福美满的。父亲原来是公职人员，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父亲还在，他们会有固定的收入，他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很遗憾，没有学过外语，想看的技术类书籍看不懂。“我相信以我的智商，我能有一定的成就，说不定我还可以为国家创造点什么成绩。”
午饭时间到了，刘民生给自己做了个简单的午饭。一切准备就绪，他突然拿出了一瓶酒，一个杯子，向我们开心地宣告：“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小酌两杯！”
按虚岁算，他今年90岁了。今年夏天，他刚过完自己的90岁生日，老朋友和子孙给他过大寿，给他唱“祝你生日快乐”，他特别开心，站起来振臂和大家一起唱。唱完了告诉大家，等他去世，一切从简，不要大办。
艾义英
95岁的艾义英今年下半年才用上拐杖。上半年从楼梯上踩空，摔了一下，所幸没有伤到筋骨，医生建议她用拐杖，一开始她还不愿意，觉得不好看，儿媳妇劝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好看顶什么用，她才慢慢用了起来。就算用了拐杖，艾义英走起路来也健朗。她住三楼，每天早上吃完饭都去小区里逛一圈，晚上4点多吃过晚饭，下去再去绕一圈。
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住了40多年了。她拒绝了儿子女儿们让她一起去住的提议，坚持要自己一个人住。儿子女儿们拗不过她，反正离得近，每周来个几次，给她送点菜。
老房子格局挺好，两个房间都朝南。艾义英自己住一间，另一间放了个小床，放了个麻将桌。我问她是不是很爱打麻将，她谦虚说道：“偶尔玩玩”，转头儿媳妇偷偷告诉我，“几乎天天打”。她有自己的小姐妹，都住附近，每天都来打麻将。房间的阳光很好，一直能晒到下午，几个小姐妹都喜欢，都爱来她家。
她还爱看电视。喜欢戏曲，爱看抗日剧，也喜欢看新闻。她知道“高质量发展”，并对此疑惑：“现在质量都这么好了，还要怎么高质量发展啊？”日子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好了，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每天早上能吃鸡蛋喝牛奶，“以前只有地主家才有的。”
再年轻一点的时候，她还去北京旅过游，看了故宫、香山、人民大会堂。
她还去过日本，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参加日本的证言集会。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艾义英10岁。听说村子上来了日本人，她跟家人躲到了附近的姑爹家，但是日本人还是来了。日本人带走他们家7名男性，最后只有堂哥艾义荣活着回来。爸爸的尸体，就放在那儿晒，脸都晒黑了。她才知道死人也是会晒黑的。
妈妈拖不动爸爸，只能等到来年，去请家里的长辈帮忙——不敢找年轻人，会被日本人杀掉——把爸爸入了土。村子上被杀了100多人，遍地都是死尸。她害怕，妈妈跟她说：“这些都是死鬼，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可怜人，没什么好怕的，活鬼才吓人。”
14岁那年，她订了亲，母亲让对方迟点来娶，想在她干活的时候，让艾义英陪陪她。18岁那年，她嫁去夫家。31岁那年，她已经生了3个孩子，丈夫在公交集团工作，她说她也要出去找活做。丈夫劝她在家，她不愿意，说“再苦也要出去干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女人也能出来干活帮帮你们”，她说自己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艾义英的儿媳妇说，婆婆嫁对了人，公公对她好，什么都顺着她。艾义英想出去干活，就去了，她打两份工，也不觉得辛苦，觉得比“那个时候”好多了。
日子一晃眼地过，身边的人都走了。妈妈，堂哥，弟弟，妹妹，爱人......艾义英年纪越来越大，家里人不敢让她走太远，她每天就在小区散步，晒太阳。
小区附近有个小学，放学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学校出来，“个子高高的”，艾义英看到他们就开心，“全是国家的人才”。艾义英有时候会跟他们说话：“你们要好好读书！”几个孩子认识她，都回她：“争气争气！”
我问她，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她没有想象一个没有发生的故事，只说，以前爸爸在的时候，到了冬天，稻子收上来了，爸爸白天做做生意，卖卖麦芽糖，回来了，一家人围着坐着，吃吃玩玩。她也曾读过百家姓，知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后来爸爸没了，她有时候就站在别人家门口看，看有爸爸的孩子吃糖，看别人的爸爸给孩子喂饼吃。妈妈喊她回家来，让她别看了，说有钱了也给她买，她听了妈的话，把弟弟也拖回家。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艾义英会做噩梦，梦到旁边的人大喊：“日本人来了，快跑啊！”醒来，她看到穿黄色衣服的人就害怕。
往事过于沉重。说着说着，她陷入了沉思。头微微地歪着，她怔怔地看向远方，嘴边浮出一丝欣慰又难过的笑。“我再也不会过那样的日子了。”她喃喃道。
86年过去了。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人数慢慢减少，如今只剩38位。生活泥沙俱下，每位幸存者都在漫长的时间里，本能地吸收或消化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带来的巨大余震。时间在他们的起伏生命里跌宕流转，把痛苦和愤怒刻进他们的血液，又最终趋于平静，把血和泪化归于和平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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