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影，生活如何被改变？

□ 李舫

2009年，一部《2012》成了世界电影的“噩梦”。

谁都料到这部由罗兰·艾默里奇编剧并导演的灾难大片一定会火，却没想到它竟然能火成这个样子——首周末在全球创下2.25亿美元票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数据仍在一路飙升，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它的最终高度。

重要的是，《2012》带来的不仅仅是电影话题和文化冲击。电影首映后不久，美国航空航天局发表“末世辟谣”声明，指出这部电影“纯粹是一场笑话”；网友争相发帖，争论海水够不够造成淹没西藏高原的海啸；更多观众在设问，假如三年后世界注定毁灭，我们如何安排现在的生活？

其实，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换个角度——因为有了电影，生活如何被改变？我们又将如何安顿被改变的生活？120年前，北平前门外丰泰照相馆里，一个叫任景丰的沈阳人悄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门，从那一刻始，电影便改变着生活，塑造着中国。

电影改变生活，这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却并不过时。无数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无数个雪花飘落的黄昏，无数个月色如水的夜晚，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越遥相暌隔的时空，在那些放映厅里，大快朵颐的电影盛宴正在拉开帷幕——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阿伦·雷奈、史蒂芬·戴得利；《一个国家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公民凯恩》《筋疲力尽》《八部半》……无数水波般漫过的时日，成就世界电影史上这份名单。

电影表达立场，这个陈旧的话题同样并不过时。无数个普天同庆的白昼，无数个家国同悲的夜晚，穿过鳞次栉比的高楼，穿越泪眼蒙眬的往事，大银幕如同一根坚韧的丝线，串起中华民族的苦难与顽强——张石川、蔡楚生、费穆、崔嵬、谢晋、张艺谋、陈凯歌；《渔光曲》《风云儿女》《青春之歌》《人到中年》《红高粱》《霸王别姬》《卧虎藏龙》《唐山大地震》……一个多世纪的影像长征，成就了中国电影的不朽，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传奇篇章。

电影被称为雕刻时光的艺术，更是一种征服心灵的艺术，这不无道理。正是因为有了“开麦拉”（英文camera的音译，在电影拍摄现场指“开机”），人类的记忆不再黯淡；也正是因为有了镜头带给我们的意外之喜，沉重的生活变得轻盈、深情。

这些电影，多是喜欢电影的人们片单上的必备佳肴，只不过我也许看出了我个人的观照。感谢无数心怀理想的人，使我们得以在文化的艰涩与干涸中、历史的虚无与虚构中，执着地以自己的方式，向历史致敬，向未来致敬——这是人类的财富。感谢这些在暗黑中难忘的光影琳琅，让我得以讲述我的“一个人的电影史”。

我还想说的是，在放眼世界电影之时，最期待的，还是中国电影的快速崛起。尽管有了节节攀升的全年票房、有了令人兴奋的观影人群、有了突飞猛进的银幕增长数量，我还是希望，经历了粗暴的野蛮生长期，我们的电影，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角度，都有着令人期待的开阔未来。在这里，作为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我希望能够将自己对电影的批评和希冀清晰地表达出来。因为，每一个“开麦拉”的背后，都有无限的爱与恨、喜悦与忧伤、光荣与梦想。

这是大时代的大期待。

（节选自《野百合也有春天》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