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南京丨从南京地理格局变迁感受长江的历史和文脉

从南北交流的隔阂障碍，到成为南北军事对抗的天堑，再到如今融为一体的长江景观，长江地理空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区域生态产生了重要作用。长江中下游因河床岸线多次改变，形成多条沿岸支流，孕育了多个区域文明源点和历史文化名城。日前，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亦锋做客南京图书馆“南图讲座”，带领大家从地理格局变迁角度感受长江历史的脉动与人文景观的交融。

因水而生

长江景观呈现“点—轴”模式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是巨大的山脉峡谷，中下游由于地势平缓，呈现丘陵和大片冲积平原，沿途有一系列湖泊和支流水系；越往东部延伸，地势越低洼，支流水系越密集，并因遭受洪水泛滥，河床岸线出现多次改变。

姚亦锋说：“长江与支流的交叉口，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源点，而支流河道成为文化扩散走廊。”这是地理格局中文化传播的“点—轴”空间规律模式，即支流河道成为文化扩散走廊，文化从源点沿着河道延伸，并持续向沿江腹地扩散。比如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诞生了古城汉口，而长江与秦淮河交汇口诞生了古城南京。

《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这是西汉时期司马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描述。在长江下游，因长江所携带泥沙在入海处不断沉积，从而产生了长江三角洲这个自然地理形势，其地理特征就是有着扇形密布的水系。比如太湖流域，地势低洼，这一带有大面积湿地、河塘、湖泊，至今还有金鸡湖、阳澄湖、尚湖、长荡湖等，历史上这一带居民以舟船作为交通工具，其依水而行的交通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姚亦锋认为，人类早期起源和进化，始终位于河流沿岸。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河流沿岸的冲积平原是人类文明聚集的必需地理空间。长三角这一带是广阔平原、少量丘陵以及众多的支流，沿岸还有大量的湖泊水塘，“这种地理环境不仅为当地的渔业、种植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提供便利，更为区域独特景观文化发展提供了地理基础。”

控制水系枢纽

南京建起一系列军事城堡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吴国和越国沿长江争霸，长江下游沿岸陆续出现一系列军事据点。其地理选址即控制长江与支流入口处，以此地理节点控制水系交通廊道，进而控制地方区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出现的军事据点有：梅里、朱方、淹城、姑苏台，等等。

据姚亦锋介绍，春秋吴国以太湖流域为主要经济活动区域，宁镇山脉地区为其边缘区。伍子胥开挖“胥河”从太湖往西到达高淳，并以此作为水军的军事廊道攻击楚国。当时南京的高淳正处于吴国与楚国交界前沿，史称“吴头楚尾”。今日南京主城区，当时还是荒野丘陵，但长江南面和北面的南京远郊区域，却出现两座最早的军事城堡，即楚国构建的“棠邑”和吴国构建的“濑渚邑”。

其中，棠邑位于今南京长江北岸的六合程桥镇域内，当时可以控制滁河入江口。“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1961年发掘遗址面积18000平方米，证实为春秋时期大型建筑物所在。当时楚国的都城在湖北荆州，此构筑显然是楚国东部控制长江支流的入口，以抵御吴国入侵，是楚国边界对峙吴国的军事堡垒。

吴国构建军事堡垒“濑渚邑”，位于高淳固城湖旁，考古发掘实测，遗址外城周长3900多米，内有“子城”和“罗城”，在其偏南部位置还发掘出吴楚青铜鼎及春秋遗物。当时吴国的都城在苏州，此构筑是吴国边界对峙楚国的军事堡垒。随后，沿秦淮河流域的地理脉络发展，建立数个城堡，此地逐渐影响到南京沿江构筑，以及后来城市的形成。

正如姚亦锋所说，控制了秦淮河和长江的交汇点，就是控制了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控制了这个地区甚至更辽阔的长江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此后，陆续有君王谋臣认识到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地理位置的军事和政治重要性，逐渐开始建立军事战略堡垒，早先控制长江及其支流的交通运输，后来则是控制江南、皖南，甚至对岸的江淮平原。

在南京现代城区范围内，春秋战国时期则有吴国、越国和楚国先后建立的冶城、越城和金陵邑三个军事城堡。在此基础上，三国时期南京经东吴逐渐发展成为割据长江以南的都城，并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兵家激烈争夺之地。

姚亦锋同时指出，江阴、镇江、马鞍山、芜湖、安庆等，都曾经是沿江战争场地，但最重要的还是南京，南京是控制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核心点，历史上其战争频繁次数和争夺激烈程度最盛。

南京起源

宁镇山脉围合秦淮河冲积小平原盆地

“相比较春秋战国时期霸主，东吴孙权以更大尺度的地理空间视角，审视黄河下游的中原至江东广大区域。”姚亦锋认为，六朝定都南京是基于长江作为防御天堑的地理因素，东吴有依靠长江的“赤壁之战”，东晋有依靠淮河的“淝水之战”，从而守住广大江南区域。北方来的军队以骑兵强悍冲击征战，但不擅长划船水面作战，面对浩荡长江束手无策，只能够望江兴叹。而中原残余王朝逃难得以幸存于江南，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延续。

这一切都要从南京特殊的地理格局说起。

据姚亦锋介绍，中生代的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奠定了长江下游的宁镇山脉地质构造和丘陵地貌轮廓。宁镇山脉地貌西段在南京地域范围内形成三个背斜分支，其中北支沿长江南岸向西延续的幕府山走向挺直，山崖陡峭，海拔130—286米；中支由钟山向西连绵延伸入南京市区，直至北极阁、清凉山，海拔32—486米；南支绕城东南和南部，直抵青龙山、牛首山，海拔95—382米。而中支山脉环绕秦淮河小平原盆地，南京古城就起源于这小块地势平坦地域。

史前时期，长江辽阔浩荡，南京区域森林密布，荆棘丛生，河流湖泊纵横。其时，江苏东南部的苏州、北部的南通和盐城，以及上海等地，都在海水淹没之下。长江入海口在南京东部50公里的黄天荡一带形成海湾。由于此地江水浩荡无际，周围沼泽遍布，入海口处是一个巨大的自然岸线凹槽地，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把它命名为“南京湾”。

秦汉至六朝，长江辽阔，两岸相距约有15公里，幕府山山脉延续至清凉山石头城，且北面成峭壁直抵长江沿岸，山顶设有系列军事堡垒和烽火台，其崖壁岩石至今依然可以看到江水自然冲刷的痕迹。隋唐以后，长江河道自西南向东北自然迁移，南京江中出现多处沙洲，江面逐渐缩狭，“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唐朝诗人李白如此描写这里的沿江地貌风景。

随着长江下游出现大片边滩和冲积平原，长江南岸淤积或者部分沙洲合并，秦淮河的入江口往下游延伸，石头城一带逐渐沉积形成今天的河西平原。

通江达海

南京地理位置再次突显

长江是天然的河道，加上历代在沿岸又挖掘出了胥河、江南运河、邗沟、破岗渎等多条人工河道，直至大运河的畅通，太湖流域、秦淮河流域、石臼湖流域三个流域水系得以贯通，一个江南完整的水运交通体系得以形成，历史上对华东区域乃至整个中国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隋朝开挖大运河，沟通中原地区与江南的交通联系，长江北岸的大运河入口在扬州瓜洲，南岸的大运河入口在镇江。大运河的南北走向与长江的东西走向，十字交叉，形成国土空间范围内的南北交通网络交汇点。大运河城镇带逐渐形成，中原文化传承至江南。大运河也成为中国国土疆域内重要的经济文化廊道。

从隋唐到五代宋元，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反复摆动，但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的粮仓基地则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尤其是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从此逐渐落后于南方。此后，皇室经济来源完全依靠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

明朝初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在此建立大一统中国，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元璋下令疏浚、拓宽和开凿胥河、胭脂河以及南河、上新河等，沟通了太湖流域、浙东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这些运河成为当时明朝都城南京漕运的主要航线；在明朝迁都北京后，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另一方面又让南京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将南方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

姚亦锋强调，江南经济基础加上长江地理格局，中原地区文化逐渐迁移到江南，儒道哲学进入江南，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村镇群体景观，明清时期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都出现在长江下游的江南。与此同时，宁静优雅的文人园林，也出现在江南城镇住宅大院。

清朝后期，大运河交通运输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巨变。此后，作为全球化的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一分子，上海成为重要的地理要点。此时，在中国地理大格局的南北交流中，位于沿长江岸线上的南京，依然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迈入现代化的进程。比如津浦铁路抵达长江点在南京，新中国建设具有区域战略意义的长江大桥也选址在南京。